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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离你住的地方不远…”她顿了顿,应该是在翻日程表,“下周一带你去报道,顺便给你做个体检。”
挂了电话,房间里又静下来。
十六岁的年纪,好像总该有点叛逆的架子,可对着何玲那双平静的眼睛,我那点想撒野的心思总像被戳破的气球。
芝加哥的冬夜总是裹着冰碴子的风。
我刚结束连续12小时的轮班,白大褂下摆还沾着消毒水和血渍的混合气味。
急诊室的红灯在走廊尽头明明灭灭,像某种永不停歇的警示灯,我揉了揉发僵的肩膀。
正准备去休息室冲杯热咖啡,分诊台的护士突然喊住她:“Dr.秦,创伤中心刚转来个病人,枪击伤,血压掉得厉害!”
我推开门时,血腥味扑面而来。
病床上的男人蜷缩着,左胸的血浸透了纱布,监护仪发出尖锐的警报声,心率线像条垂死挣扎的蛇。
旁边站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,墨西哥语混着英语的哭喊劈里啪啦砸过来。
我快速扫过病历——Carlos,32岁,非法移民,在餐馆后厨被流弹击中,送医时已经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。
“血压70/40,心率130!”护士报着数据,手忙脚乱地准备升压药。
我的手指搭上他的颈动脉,触感微弱得像风中残烛。
我扯开被血浸透的纱布,子弹入口在左胸第四肋间隙,边缘外翻,大概率伤及主动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