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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章 清雍正黄地彩绘缠枝牡丹纹铜胎画珐琅五供（第1页）

一、帝王之赐：五供的诞生与传承

清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的仲春，曲阜孔庙大成殿在历经两年前的雷击大火后，终于重现往日辉煌。这场灾难让雍正帝深感震撼，他不仅亲自撰写《御制重修阙里孔子庙碑》，更下令内务府造办处烧制一套顶级珐琅礼器，以表对孔子的尊崇。据《曲阜县志》记载，这套五供包括“铜香鼎一、香盒一、烛台二、花瓶二”，由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耗时半年完成，最终于同年五月由六十九代衍圣公孔广棨恭迎进庙。

五供的诞生与清代宫廷珐琅工艺的巅峰期高度契合。雍正帝对珐琅器的喜爱近乎痴迷，他不仅亲自过问釉料配方，还引入西洋画师参与设计。据清宫档案记载，雍正六年（1728年）造办处成功试制出月白、浅绿、藕荷等二十余种珐琅釉料，其中明黄色釉的烧制尤为关键——这种以锑为着色剂的低温釉料，需在800℃左右的窑温中反复调试，方能呈现出既庄重又不失灵动的色泽。五供的黄釉地正是这种工艺的完美体现，其色如帝王冕旒上的琉璃，在光线折射下泛着宝石般的光泽。

二、工艺典范：五供的形态与细节

五供由香炉、烛台、花瓶各两件组成，通高均在70厘米左右，是目前已知国内现存最大的雍正朝画珐琅器。每一件器物都以紫铜为胎，采用“捶揲成型”工艺打造出敦实的器身，再以“点蓝”技法将珐琅釉料填绘于胎体之上。这种源自欧洲的画珐琅工艺，在清代工匠手中与中国传统纹样完美融合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。

香炉口径36厘米，圆腹双冲耳，兽蹄形足下设圆形铜柱，可插入供桌固定。腹部以黄釉为地，绘十二朵缠枝牡丹，花心以红、蓝珐琅点染，花瓣边缘鎏金，立体感极强。口沿中部饰一圆形“寿”字，与腹部牡丹纹共同构成“寿考富贵”的吉祥寓意。炉底白地蓝框内楷书“雍正年制”款，笔锋刚劲，为造办处宫廷画师的手笔。

烛台通高73厘米，双盘连座式设计。上盘直径18厘米，中立烛插，下盘直径29.3厘米，圈足外撇。器身同样以黄釉绘缠枝牡丹，烛插顶端饰鎏金火焰纹，寓意香火永续。烛台底部蓝地双龙纹框内红彩楷书“雍正年制”，与香炉款识形成呼应。

花瓶高70.5厘米，喇叭口长颈，鼓腹圈足，颈部两侧饰龙形耳。腹部纹饰以缠枝牡丹为主，间以莲纹点缀，寓意“花开富贵，清廉传家”。瓶底蓝地双龙纹框内红彩楷书款，与烛台一致。

五供的纹饰设计暗含深意。缠枝牡丹作为清代宫廷最喜爱的纹样之一，其连绵不断的藤蔓象征“生生不息”，而十二朵牡丹则对应一年十二个月，寓意“月月富贵”。龙形耳、兽蹄足等元素，则彰显了皇家礼器的尊贵身份。

三、劫火重生：五供的坎坷历程

五供自入藏孔庙后，便成为祭孔大典的核心礼器。但它们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。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，八国联军侵华期间，曲阜一度陷入混乱。孔府家丁连夜将五供埋藏于后堂地窖，待战乱平息后取出时，部分器物表面已出现轻微锈蚀。1937年日军侵占曲阜，伪政权多次威逼孔府交出五供，时任奉祀官孔令煜一面谎称五供已随衍圣公南迁，一面组织工匠用泥土覆盖器物表面，再以旧木箱封装，藏于孔府西跨院的夹墙内。

特殊时期，五供再次面临危机。1966年秋，曲阜文管会工作人员将五供转移至防空洞，用麻袋包裹后深埋于地下。为防止被发现，他们还在地表种植了槐树，直至1972年才重新取出。此时的五供虽历经沧桑，但因埋藏环境干燥，釉彩竟未受明显损伤。2018年孔子博物馆建成开放，五供作为首批重点文物入藏，采用恒温恒湿展柜陈列，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岁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