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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章 文人就应该生在大宋朝（第1页）

据说，省试时梅圣俞作为考官，得苏轼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考卷，初觉像取材于《孟子》，但仔细又看，里面却有个典故引用皋陶说：杀之三（杀的理由有三个）。尧说：宥之三（宽宥的理由有三个）。

老梅事后翻阅了大量的典籍，也没有在任何书上找到这一典故。

等到放榜，老梅放下自己高贵的身段，用“不耻下问”的高姿态向苏轼请教道，“敢问阁下，这一典故取自何处呢？”

苏轼徐徐地说道：此乃晚辈想当然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以上古尧帝的品行，一定会这样说的。我个人认为，只要能够说明问题，所谓的典故何必都要追究其出处呢？

这些话，使得自诩见多识广的梅圣俞大为惊骇。

更为传奇的说法还有：欧阳修作为省试知举，苏轼考了个第二，当苏轼前往欧阳修处道谢时，欧阳永叔问，“皋陶说：杀之三。尧说：宥之三。”此说见于何典籍呀？

苏轼只得说，此说见于《三国志·孔融传注》。

而当欧阳修事后去翻阅此书时，仍未找到。

他日，欧阳修又见到苏轼时，苏轼只得说，三国时曹操攻屠邺城，袁氏妇孺多见侵略，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。融乃与操书，称“武王伐纣，以妲己赐周公”。操不悟，后问出何经典。对曰：“以今度之，想当然耳。”而皋陶与尧之事，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理解吧？

欧阳修归家后，大惊失色，说：苏子瞻真可谓善读书、善用书，将来他的文章必将独步天下啊！

后面这个段子虽然出自《诚斋诗话》（南宋杨万里撰），但耕文轩主人觉得多少会有点水分，不过为了说明苏轼的少年聪颖，还是录了出来。

仁宗嘉佑二年（1057），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，苏轼得了第二，后又以《春秋》对义，苏轼得了第一。

“对义”是旧时科举考试科目之一。是从儒家经籍中摘句为题，考生根据经义解题作文的一种考试形式。

三月初五，宋仁宗御临崇政殿，亲试礼部奏名的进士。殿试的考场在崇政殿的两庑。考场中整齐摆着一排排不足二尺高的小桌，桌后是方凳。

在北宋前期，考桌是唐制的几席，考生要屈膝就席，俯首据案，很不舒服。

当时，所谓符合人体工程力学的考桌恐怕没有引入，其实，宋人虽已习惯了坐椅子，但是直到南宋，才弃用几席，采用桌椅。

在那些符合伪人体工程力学的小桌上，均贴着考生的姓名，摆着御赐的笔墨纸砚，这些办公文具都是上好的贡品。考生考完后，是可以“顺”走的，算是官家的赏赐，也作为各自人生的一段纪念。

此外，还有一把用以改错字的小刀。因为试卷是特制的宣纸白摺，比一般宣纸厚得多，如果写错了字，可以用小刀刮去再写，否则是为“脏卷”，是要降等的。

殿试的考试时间是一整个白天，扣除午饭时间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考试期间为官家赐宴，菜品非常地道，完全是御厨的手艺，你懂的！但切不可贪一时口福吃得太饱，因为不准、也没时间遛弯，吃得太饱坐不下来；即使坐下来，也容易脑缺血，没法答卷！——这是考验士子们“舍与得”的大智慧呀！